?——记原绥德县晋剧团须生演员刘桂珍
李林
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1944年10月，我出生于山西省汾阳县大南关的一个贫民家庭。那时，我家房无片瓦，地无一垄，全家5口人依赖父亲拾破烂维持生计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。我的降生又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可谓雪上加霜，风推残竹。1945年，小日子帝国主义投降。1948年，山西全境解放，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工农大众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。我家有幸分得两间平房和9亩土地，开始走上了耕者有其田的生活道路。1949年，正值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之际，蒋介石反动集团妄图东山再起，在祖国大陆上空偷袭，同时在山西汾阳投下了罪恶的炸弹，当时我父亲正在县城捡破烂，不幸中弹以致破伤风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由于家中无力购置棺材，母亲洒泪请来木匠，将家中唯一的破旧衣柜改装为棺材，在亲戚友邻的帮助下将父亲掩埋。父亲的去世，不仅使家庭失去了精神支柱，而且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和生活来源。无奈之下，母亲只好将年仅9岁的大姐给人当了童养媳。从此，我和年仅15岁的哥哥走上了挖野菜、拾柴禾、沿门乞讨的童年生活道路。
展开剩余90%在我10岁那年，邻居赵思义大伯在南关创办了一个山西梆子学唱班，一个娃娃每月交3块学费。赵大伯是一位慈善仁爱的长者，他怜我家境苦寒，学费分文未收。从此，我和大哥白天一起外出讨饭，晚上跟着赵大伯学习唱戏。一年后，南关又办起了晋剧自乐班。当时，学唱班的娃娃谁也不敢上台演唱，唯有我在老师傅的鼓励下，走上台唱了一段。从此，每逢三六九演唱会，我就大胆地上台演唱。南关的叔叔、婶婶听了我的唱段，赞口不绝，都说这娃娃将来是个唱戏的好把式。
1956年是我人生幸运的转折点。这年冬天，绥德剧团派李东升（后任绥德剧团团长）来山西汾阳招收学生，为剧团培养青年演员。本来他在汾阳县城已将应招收的名额全部决定了，在准备带队返回绥德时，听说南关有自乐班演唱山西梆子，由于他职业的爱好和迫切求才的心情，当天晚上冒着严寒来到南关看我们自乐班的演唱。没想到他这一看，却是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关键。李老师听了我唱的《赐环》戏剧中王允的一板乱弹后，心情异常激动，他抚摸着我的头，热情地询问我的情况，随即决定在已定的学生中下了一个名额，将我这个没有参与面试和考试的娃娃破格录取了。
当我被绥德县剧团录取的消息传出后，汾阳大南关的男女老少奔走相告，赞叹不已。第三天早上，李东升老师就派人到家中接我，并给我买了一双棉布暖鞋，大姐见我穿着外露棉花的破烂棉袄，冷得瑟瑟发抖，就将她结婚时又宽又大的棉袄脱下来给我穿上，一家人相拥而泣，挥泪离别。一路上，含着辛酸的泪水，迎着凛冽的西风，在李老师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陌生的古城绥德。
从此，使我摆脱了饥饿、苦难的生活困境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，由一个蓬头垢面，沿门乞讨的叫化子成为高台教化的文艺工作者。我们到达绥德的第二天，剧团所有领导和主要演职人员，对我们这批新招收的学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考核验收，要求我们每人唱一板乱弹。在11名学生中我的年龄最小，当时，心里特别紧张，生怕验收不合格退回去。结果，出人意料，11名学生全部验收合格，现场气氛热烈，皆大欢喜。
第三天，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正规训练。每天三次练功，早上5点起床，喊嗓子，练道白，须生、小生、花脸、旦角分别训练。当时，剧团著名的小生演员赵有福担任我们的武功教练。训练的课目有拿顶、压腿、走圆场、拉虎条、架子功、稍子功、靴子功、靠架功、刀枪把子功等。夏练三伏，冬练三九，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特别辛苦的是架子功，一扎架子最少坚持半小时，腰须端，身须正，两腿不能发抖，双臂不能下垂，直至浑身大汗淋漓，仍要坚持纹丝不动。还有须生必练的梢子功，一甩就是几十下至上百下，直甩得两眼发黑，头昏脑胀，眼冒金星，恶心呕吐，脖颈痛得不能转动，但第二天必须继续坚持训练，直至练到毫无不良反应为止。
赵有福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武功教练，她的功底扎实，演艺精湛，治学严谨，一丝不苟。通过她严肃、细心的教育，为我们后来的戏剧表演，奠定了坚实的武功基础。唱功、唱腔和表演是戏剧演员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条件。那时，我还是个小孩子，并不懂得文艺为革命、为人民服务的深刻道理，唯有担心唱不好戏被淘汰，打发回家，这是我当时努力学戏的强大思想动力。所以，我抱着虚心、刻苦的学习态度，认真领会老师的讲解、示范，跟老演员模仿他们的一招一式，一板一眼，从身架、气质、技巧、唱腔、韵味、板眼等各个环节反复琢磨，深刻领会，最终达到熟练自然，美观大方，舒适流畅的程度。
经过一年时间的勤学苦练，演艺技巧初步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，领导就让我登台参与跑流程、打轿子等小角色的实践演出。在上演《挑女婿》一出戏剧中，我扮演衙役的角色，在这出戏的表演过程中，闹了一个难忘的笑话。当剧中的秀才挨了40大板后，大老爷问：怎么样了？我不加思索，急忙回话说：大老爷，一格丝刺（气）也没啦啦（一点儿气也没有了）。当我返回后台，师傅和老演员们指着我捧腹大笑，并批评指出我在演出中用山西汾阳方言道白的错误。从此，我暗自下定决心，特别注重了戏剧道白的语言表达和语言训练。
还有一次，在义合公社虎墕村演出《劈山救母》，我扮演秋哥，那时我只有13岁，刚上台跪下就急尿的不行了，我就站起来在舞台上转圈圈，当时敲梆子的李全则看见了就问我：你这娃是怎么了？我来不及回答就尿了一裤子，地毯上也汪了一大摊。当时，我觉得又羞愧又害怕。但是，领导和师傅们只管笑，谁也没有训斥我，二衣箱李斌生师傅笑着帮我把尿湿的裤子脱了，换上干净的裤子，还给我把尿湿的裤子洗干净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已是七八十岁的老头、老太婆了，每当大家一起见面叙旧时，我上演的这两出丑戏，大家仍然记忆犹新，成为经常取乐逗趣的笑柄。
1958年，剧团决定由著名须生演员任凤仙（艺名九岁红，亦叫牛则）担任我的专职老师，由她执导给我们排练《伍员杀府》，剧中由我扮演主角伍员，李彩兰扮演妇人。这本戏的排演，对于刚刚步入戏剧门坎的我来说，难度很大，犹如独行蜀道。剧中闷场一折，既有架子功，又有梢子功，既有靴子功，又有刀枪功；既要表演出伍员对统治者逼其杀妻灭子那种深仇大恨，又要演出不杀不行，杀又不舍的那种激愤和举刀难下的矛盾心情，通过细腻的表演而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。全剧文武皆容，唱、做、念、打贯穿全剧。这出戏的上演，使我一炮走红，在剧情进入高潮阶段，观众无不潸然泪下，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继《伍员杀府》成功上演后，又有陈桂楼老师给我们排演了《金水桥》《赐环》等剧目。师姐赵爱云（艺名奔楼旦）给我们导演了《打金枝》背舌一出折子戏，剧中由我饰演唐王，李彩兰扮皇后，马英扮金枝，冯学如扮演郭暧，曾多次在绥德城乡演出，深受广大观众的赞美。一次在县体育场演出，刚一亮相，观众赞口不绝，新老戏迷纷纷议论：这娃娃叫三福，从山西汾阳过来的，是牛则的徒弟，看那身架、扮相、喷口和牛则一模一样，年龄不大，气度不凡，好架路。由于我坚持勤学苦练，演艺水平有较大的进步，并可以担当主要角色登台演出，又能得到观众的认可。1960年，剧团领导决定我和霍玉霜、张泽等4人为重点培养对象，选送我们赴山西太原戏剧学院学习深造，接受更为系统、正规的培训。学院的教师大多是山西戏剧界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，我的老师丁果仙则是山西省戏剧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大师，她老人家虚怀若谷，慈爱友善，治学严谨，毫不马虎。她的功底扎实，知识渊博；表演潇洒利落，唱腔浑厚圆润。她老人家不厌其烦，一字一句，反复教我们学唱，一招一式，反复引导示范，使我的唱腔技巧和表演技巧有了空前的升华。她为我们的培养教育，呕心沥血，付出了辛勤的汗水，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。
经过几个月学习后，中共山西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要我们汇报演出。学校决定由我们二班演出《背舌》《断桥》《斩黄袍》三个折子戏。同时，要我饰演《斩黄袍》的主角高怀德，在丁老师的亲自指导下，由山西省晋剧艺术家三儿生执导，通过学习排练，不但使我的靠架功、武功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而且使我在扮演须生文戏的基础上又可演唱武戏。我扮演的高怀德，一出场亮相，就显示了身架庄重、英姿威武、舞剑利落、唱腔亢奋的豪迈气派，成功地展示了高怀德的英武形象，博得观众热烈的掌声。演出结束后，省委、省政府的领导，在丁果仙老师的陪同下，走上舞台和我们亲切握手，祝贺我们的演出成功，并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。这是我一生感到最欣慰、最荣耀的一次演出。
回顾在太原戏校一年时间的学习，使我开阔了视野，提高了认识，学到了知识，深刻体会到戏剧的深奥理论和渊博精湛的艺术价值，从而使自己在晋剧的表演、唱腔、刻画人物形象等方面学到了更加系统，更加规范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。
1961年春，绥德剧团由于工作的迫切需要，通知我们返回剧团参加演出。当时，戏校的栾校长找我谈话，他说：根据你的演艺水平和日常表现，领导和老师们一致认为你在戏剧表演艺术上具有很好的发展前途，希望你能留校继续深造，毕业后可以留在山西戏曲剧院工作。当时，我的心情特别矛盾，首先，我非常渴望留校继续学习，以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演艺水平。但是，我又深知是绥德剧团将我破格录取，从苦难的生活困境中解救出来，走上了梦寐以求的文艺工作道路，如果不回绥德剧团，从良心上感到深深地愧疚和不安。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深刻反思，最终毅然谢绝了学校的美意，返回了绥德剧团。
1961年，绥德剧团的演员阵容处于严重短缺和失衡的窘境，老、中、青演员青黄不接。团里的架梁须生演员朱志伟由于诸多原因调往子洲二队，绥德剧团仅留任凤仙、王琪斌两位年龄较大的头套须生，且又体弱多病，可谓老的上不了马，小的拉不开弓。据此，团领导决定将朱志伟调离的空缺角色由我接替承担。我当时心存疑虑，非常胆怯。领导和任老师看出了我的思想顾虑和矛盾的心情，曾多次鼓励我打消顾虑，放下包袱。任老师说：你现在是十八九的大女子了，正是精力充沛、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，又经过戏校的学习锻练，在表演、唱腔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，有困难我们会尽力帮助。就这样在领导和师傅们的支持鼓励下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挑起了这付重担。
经过几次下乡演出的实践，我的表演比较成功，得到广大观众和领导的认可和赞许。此后，我先后在《杨门女将》《三关排宴》《四郎探母》《金沙滩》《南北合》《杨八姐救兄》《长坂坡》《黄鹤楼》《明公断》《归宗图》《金水桥》《算粮登殿》《打金枝》《舍饭》《黄河阵》《生死牌》《梵王宫》《游西湖》《劈山救母》近40多本剧目中分别饰演八贤王、杨四郎、杨六郎、黄伯贤、陈世美、高怀德、刘备、李世民、薛平贵、刘彦昌等须生主角。我上演的剧目占全团剧目的80%以上。在演出过程中我始终铭记丁果仙、任凤仙、赵有福、陈桂楼等老师的谆谆教诲，特别注重艺德台风的修养。只要登台演出，不分城市农村，不分观众多少，不分天气好坏，始终坚持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豪迈饱满的热情，一板一眼，一招一式，不漏细节，不丢唱词；保持优美的身架，圆润的唱腔，清晰的道白，为观众唱好戏，让观众看好戏。在绥德城乡，大家都知道我是牛则的徒弟，说我一上台就难辨真假牛则了，使我感到特别欣慰和牛气。
剧团的工作既是活跃痛快的，但也是特别辛酸痛苦的。常年下乡，跑庙会，赶台口，三天一搬家，两天捆铺盖；住冷窑，睡庙堂，翻山越岭，跋山涉水，一年四季，风雨无阻。记得1962年春，我们去崔家湾公社王家沟永兴寺庙会演出，徒步百十里崎岖山路赶往永兴寺，自己扛着铺盖找住处，然后吃饭化妆，首场就是我的重头戏，晚上累得翻不动身，睡不着觉。最后一天唱完夜戏，卸装后已是夜阑人静，我们连夜由永兴寺出发，经韩家园则翻山至高道则、魏家峁，再经薛家峁、白家硷、辛店，进城已是黎明时间，早餐后赶往马家坬演出。酸甜苦辣，备受艰辛。
20世纪60年代初，是我戏剧生涯的辉煌时代。但是，好景未长，恶运降临。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，剧团许多老领导、老演员遭到残酷的批判斗争。我也同时被列入为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歌功颂德的小爬虫行列，成为被横扫的牛鬼蛇神。就这样怀着极大的悲痛和愤懑的心情，离开了自己恋恋不舍的戏剧舞台，走上了陌生的、非专业的工作岗位。
我虽然离开了绥德剧团，但我永远怀念曾经和我朝夕相伴的焦培元、雷明亮（明亮）、任凤仙（九岁红）、岳凤山（死蔫红）、王琪斌（撒金红）、李树林（海钵则）、田世雄（田二则）、李天春（老三花）、赵有福、王玉琴、宁淑珍、雒怀玉、何金仙、闫晓明和李东升等老一辈晋剧艺术家，他们是绥德剧团的缔造者、奠基人，为绥德剧团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晋剧艺术人才，他们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，同时永远活在绥德人民心中。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以后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，曾经被打倒的大批文艺工作者获得新生，重新工作，古装历史剧重新搬上舞台，文艺战线又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，万紫千红的新景象。新任绥德剧团团长马思俊走马上任后，首先主持排演了第一本古装历史剧《杨门女将》，并由副团长闫晓明亲自邀我出山登台扮演宋王的角色。不久，又应邀在县剧团老年队、青年队演出并辅导青年演员学习排练古装戏剧。一次，在刘家湾演出《打金枝》，我在后台一声叫板，登台亮相后，台下熟识的老戏迷马上议论起来，互相传递信息，并带头鼓起了热烈的掌声。当我卸装走下舞台，老戏迷们一个个热情的围了上来，问长问短，称赞我的扮相、唱腔、架路不减当年，不愧为牛则的徒弟。每当我听到这些真诚、友好、热情、朴实的赞誉，内心感受到无比的温馨和甜蜜。
1982年，应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邀请，在影片《扶我上战马的人》中饰演狗娃娘的角色，影片在绥德上映后，熟悉的老戏迷们很快就认出了是我，并相互转告，三福又上电影了。
退休后，在县老龄办的领导下，由已故剧团老团长张纲同志负责组建成立了夕阳红秧歌队，曾赴西安出席陕西省第一届老年文艺比赛，我们参赛的节目《黄土情》荣获第一名。在夕阳红宣传队的5年时间，我们曾先后多次深入各乡镇、大柳塔、前石畔等厂矿、企业慰问演出，所到之处深受广大群众的热情款待和热烈欢迎。
我已年近古稀，再不能为党和人民做什么工作了，但党和人民政府给予我优厚的生活待遇，老有所养，老有所医，老有所乐，并与丈夫张荣耀相儒以沫50多个春秋，倍感心情舒畅，美满幸福。回味父亲当时赐我三福的乳名，方知寓意深长。
追忆昔日在绥德剧团工作的激情岁月，心潮最新消息，思绪万千。我永远不会忘记绥德剧团带领我走上革命的文艺舞台，她是培育我学习进步的摇篮；永远不会忘记恩师任凤仙、赵有福、王琪斌和丁果仙等老一辈晋剧艺术家对我的关爱和教诲，她是哺育我茁壮成长的乳母；特别不会忘记绥德人民群众对我的热情支持和衷心爱戴，她是我不断进取的力量源泉。
我爱绥德，我爱绥德人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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